“薪酬改革”背景下的年轻公务员

　　近日，人社部新一轮“公务员薪酬改革”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。“限高提低”四个字，引发了全民热议。作为这一热点改革的“主力对象”，青年公务员到底怎样看待它?

　　“高强度”工作压力

　　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(化名)，可能是“提低”的覆盖对象。

　　在北京三环，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，这名“85后”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。他们的私人空间，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，“租金一年比一年贵。”

　　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，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。“我的同龄同事里，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。”

　　对她而言，生活压力大于“高强度、高要求”的工作压力。“在部委机关，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。但我们‘80后’的生活压力比‘60后’‘70后’的领导层大多了。”林晨坦言，“在他们那个年代，有福利分房、津贴也较多。到我们这一代，拿这么点工资，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。”

　　2013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《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，在各年龄段中，“80后”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，“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”。

　　社科院报告认为，其原因在于：“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，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，且刚刚毕业不久，正在面临来自工作(例如定岗、调岗、升迁等)和生活(例如择偶、购房、养老、育小等)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，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。”

　　林晨初入部委时，有一种“高大上的满足感”。过年回家时，亲友问起，她也有“衣锦还乡的自豪”。“但这种满足感，抵挡不住时间流逝、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。”她坦言。

　　“寒门贵子”在减少?

　　陕西西安的公务员王路(化名)虽然在国家机关驻省单位工作，但工资仍参照省级公务员标准，基本工资只有2500元，“也没多少福利”。

　　他发现，在这一收入水平的公务员队伍中，“家庭经济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”。“因为家境小康的年轻人，后顾之忧比较少。”

　　与此相对，公务员队伍里“寒门贵子”的情况在减少。“因为，如果是家境贫寒的青年人，他求职的第一条衡量标准就是薪酬。”而现在基层公务员1000～5000元的薪酬水平，已经很难满足在京上广深等大城市的“立足”诉求，“更无法支援家庭生计”。

　　但在王路自己看来，公务员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——荣誉感。“做公务员，我感觉很光荣。”

　　“说白了，就是一种社会地位。”他说，“我并不是看不起别的行业。就好比一个法官内心向往荣誉，他就不会为了一些钱出卖自己的权力。”但工作两年了，他承认多少有了一些倦怠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前述调研报告发现，高达79.89%的基层公务员存在“轻度工作倦怠”的现象，而6.40%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。

　　“公务员比其他人担负更多社会责任，对我们的道德期许也比很多职业高，我们自己也有认同。但只提期许，没有物质保证，最终也很难实现。”林晨坦言。

　　她说自己的偶像是身边的一位老领导，“甘于清贫、两袖清风、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”。“我也有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、默默奉献的精神，向往成为他，但很难成为他。比如，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，也想见义勇为，但这就需要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。我们现在是‘上有老、下有小’的年龄，想为大家多奉献，也得保障我的小家。”

　　并非单纯加薪

　　“限高提低”得到多数青年公务员的认同。林晨认为，讨论者们只盯着“公务员涨工资”，是有误区的。“如果仅仅是改革薪酬，我怀疑最终效果会有多少。改革可能会成本很高、阻力很大，可能挨了骂，但到每个公务员手中，实际只有几十到几百元。”

　　正如她所说，目前正逐步“露头”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方案，并非单纯的加薪。“调整工资结构，扩展晋升空间，建立比较机制，实施配套改革”这24个字的方案，再度成为各界焦点。

　　此外，公务员队伍“能进不能出，能上不能下”的体制，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务员诟病。“年轻人忙得要命，升不上去的老人闲得要命。而且后者当年也可能是我们这样很有激情的年轻人。”王路说，“因为‘为官就是不为’的逻辑，干得多还可能出错，今天忙的年轻人，明天就可能成为闲得要命的老干部。”

　　另一方面，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转型，则被青年公务员看好。“政府承担了大量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，真正把职能分给社会，才能给公务员队伍瘦身、减负。”林晨说。

　　正如在中央某部委工作了5年的王云(化名)所说，在公务员的中低级职位上，“晋升公平性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保证的”。“如果说是怀有一点点愿望或期许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多给年轻人一些上升渠道的希望。给我们一些施展才华的天地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