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作文的前世今生：零分作文已成新宠

2014-06-07 10:10:43来源：新京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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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后的科举考试仍可取

　　八股文桎梏身心，新式学校日渐发展，开民智、求人才，成为共识。时代洪流滚滚向前，1904年的科举考试，成为了绝响。如今，在教育界的人士看来，这一场考试却颇有可取之处。

　　这次考试分为三场，第一场考史论，考题有“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，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”，分析国家不振的情况下要不要“下猛药”等问题﹔第三场考“四书五经”，有三道题，首题为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义”。多是科举考试的“常规动作”。

　　亮点在第二场考试，考学生对各国政治的了解与思考，第一题探讨教育本身：“学堂之设，其旨有三，所以陶铸国民，造就人才，振兴实业。国民不能自立，必立学以教之，使皆有善良之德，忠爱之心，自养之技能，必需之知识，盖东西各国所同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，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。讲求政治、法律、理财、外交诸专门，以备任使，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。分设农、工、商、矿诸学，以期富国利民，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。三者孰为最急策。”其后各题探讨日本、欧美国家的时政。

　　“这样的题目关心世界，视野开阔，学生会很感兴趣的。”在北京十一学校探访时，语文老师黄娟说。这所学校以面向个体的教育改革著称。

　　陈寅恪出对联题

　　八股既废，新的考试“接档”。民国时期，虽然有一段时间实行全国统一招生，但是，各大学招生完全自主，作文考试也由各个院校自己命题。1929年，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，分为甲部、乙部，前者是：“清季曾、李诸人(指曾国藩、李鸿章)提倡西学，设江南制造局、翻译科学书籍甚伙，其中不乏精深之作，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?试言其故。”乙部试题是：“清儒治学方法，较诸前代，有何异同?试略言之。”学生可以依此各抒己见，并无限制。

　　1930年，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，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，一是“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”，二是“生活杂感”，两者选一。臧克家把这两道题都做了，其中“生活杂感”一题，他只写了三句话：“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，但谁把那幻光看作幻光，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!”这三句话打动了闻一多，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。结果，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得了零分，仍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。

　　学者陈寅恪也出过考试题。1932年，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，在一场国文考试中，出了一道对对联的题目，上联是“孙行者”，要学生对出下联。结果，只有三个学生对上，其中一人对以当时的北大教授“胡适之”，另一人对以南北朝数学家“祖冲之”，都对得十分巧妙。

　　1946年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，题目只有两道，除了一道成语解释题，便是作文题“学校与社会”。因为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，学生积极发挥，佳作频出，北京、天津的报纸副刊争相摘录、刊登。

　　对于这样的作文考试，一位评论者感叹道：“与这些简洁、精炼的试题相比，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?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、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，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?”

　　新京报记者吴亚顺实习生郝一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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