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务员工资改革：四县试点 工资或比局长高

　　周萍认为现在公务员工资的增长还停留在九十年代，“ 一年涨二十块钱，对现在来说算什么啊，吃不到一顿饭”。她一直听到风声说会提高基础工资，但最后也没涨，这次是真的有变化了，但还是觉得“步子迈得太小了”。

　　向上的动力是什么?

　　感叹工资太低，是近年来许多年轻公务员同声抱怨的事情。他们在网络上自发晒工资，向将信将疑的群众，展示自己非但不是油水丰厚、反而低得可怜的工资条。

　　九江县公务员的抱怨，很容易引起共鸣。在中部某省人社厅工作十年的刘凡，2011年升到正科，但他的工资不过涨了三百块钱，平均每年只有十几元的涨幅。

　　他注意到了国家推进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，但由于不是试点县，他不知道试点的详情，愿意想象的，只是“大幅增加每一级别的工资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2007年，湖北远安县就低调试点了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，时间长达3 年。远安的试点与九江县相比，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。远安的晋升职级只有两档“副科级非领导职务”、“ 正科级非领导职务”，晋升条件中，年度考核、现任职务、年限为直接影响条件，除此之外还要求“在单位表现突出，群众公认”。 例如晋升副科级非领导职务，要求“科员8 年以上，连续2 年年度考核优秀或近5 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，在本单位表现突出，群众公认”。 同时，对晋升职数和晋升程序都有更加繁琐的规定。

　　时任远安县委组织部长夏锡璠是当时试点的操盘手，如今已经是湖北石首市的市长。他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。那次的改革试点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，人们无从得知。

　　2010年，试点结束后，这位基层组织部长曾专门撰写过一份近两万字的材料，言辞恳切地点出当下公务员制度的弊端，追问“当一个科级机关人员的职务或最高级别都达到了正科级以后，再激励工作奋发向上的动力是什么”? 此外，他还亲自动手设计了一套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方案。在这个方案中，他提出应建立公务员职业化制度、领导职务届期制度、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。

　　无论是远安还是九江的改革，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夏锡璠提出的一连串问题：人们达到了可以达到的最高级别以后，年度考核是不是就成了形式主义?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成了一句空话?怎样才能让老实人不吃亏?他在文章中写道：“ 县市区，是我国执政体系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一个层级，但在干部的待遇上一点也看不出对这个重要层级的重视。”在基层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让

　　许多基层公务员开始憧憬，但在中直机关，多年来一直试图推进的“同城同酬制度将被落实的消息也在中央部委公务员中间传开了，甚至有人给出了具体的两步走方案。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向人社部和财政部求证，截至记者发稿时并未收到任何回应。

　　临时性修补

　　“公务员的工资，从国家设计的基础工资上来讲，一直是偏低的。”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说，多年来，他一直在研究内地公务员工资问题。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，目的在于为公务员提供另一条工资增长的阶梯，稳定公务员队伍，并起到激励作用，但若是整体程度和涨幅偏低，效果就要大打折扣。

　　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。

　　早在 2006年的公务员法当中就为基层公务员设计了一套晋升渠道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曾参与公务员法的修订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十年前公务员法起草小组的想法。当时，针对基层公务员晋升的天花板，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设计“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的双梯制”，让公务员职务不晋升，但可以通过级别升带来工资晋升。在方案中，规定了“公务员级别与工资等待遇挂钩”，但在落实过程中，这个“工资等待遇”就简化成了基本工资待遇。由于级别目前只与级别工资挂钩，但与占公务员收入大头的津贴并不挂钩，最终级别晋升的“激励效果不大”。公务员的津补贴制度，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缓解基础工资偏低的

　　问题，各个地方，根据当地的物价等实际情况，确立津补贴的数额。但由于不透明，这也成为公众质疑“公务员喊穷”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在刘凡的工资结构中，正科级的他，基础工资1115元，津补贴则有2490元，后者反而是工资的大头。而津补贴同样与职务挂钩，“ 我们省里，除了260 元的电话补贴，其他津补贴全部都是按职务来分的，官越大钱越多”。

　　其中的弊端不难想象，不同地区、不同部门滥发津补贴的现象，虽经中央屡次打击，但也时时反复，由此滋生的腐败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