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务员工资改革：揭秘基层公务员真实工资单

　　案例

　　庄河市某街道主任王洪忠正科级。“1988年参加工作，现在也有26个年头了，扣除医保、住房，实际每月领取的工资4500元，这工资在当地，过日子是没问题的。关键我这个年纪，已经没有房子、孩子这些压力了。但对于很多年轻人，这部分支出一个月就得两三千块钱。现在物价、房价都高，年轻人经济压力真的很大。”王洪忠回忆了下，事实上他的工资自从2005年到现在，基本就没涨过了。“其实大伙都希望收入能公开透明合理。毕竟基层公务员收入改革不是简单说增加还是降低，而是一个增加合理性的问题。既要让公务员觉得合理，也要让群众觉得合理。让各方都认可公务员做这些事，应该拿这个钱、值得拿这个钱。”王洪忠说。

　　半岛晨报、海力网记者陈琳琳

　　心声

　　现实“月入四五千一辈子顶多当个科长吧”

　　在北京西城区某街道负责安全监察工作的小赵，入职至今八年，所有收入算在一起，每月到手不足五千元。“以前会有一些购物卡，现在真是一点也没有了。”好在身为“老北京”，小赵省去了住房花销，工资还能“应付”。

　　安全监察事无巨细、小赵平日的主要工作便是巡逻辖区企业，上报安全隐患。平时还要对企业、商家进行安全培训与政策传达，再就是领导交代的一些文案工作。上下班时间基本固定，但年节时因为安全隐患查处压力大，反而要加班。

　　到街道办八年，仍是科员的小赵挺想得开，“真在这儿做一辈子，顶多也就当个科长吧，反正我们本身也只是个处级单位。”

　　虽然去年通过内部遴选，林丽从之前的“冷衙门”考到了如今在不少人看来很抢手的热门岗，但与翻了七八倍的工作量不成正比的是，由于她工作四年来“科员”的职务级别没有变化，每月四千多元的工资始终纹丝不动。“只要级别不变，忙得脚不沾地或者喝茶看报纸，拿的钱都一样。北京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，冷门热门都一个水平，没什么额外福利或油水可谈。”

　　期待

　　“真正考核绩效累也能累出点价值”

　　小月是福建宁德某乡镇一名年轻的基层公务员，刚进系统时工资只有1900余元。去年赶上了2年一次的调档，转正后每月多了三四百元，这便是全部收入。“有的人干了一辈子，快退休了工资也不到三千。我们的乡镇长，副处级别，到手工资四千多。”“按工龄来比较合理，但还是希望能在某个程度上实现按劳分配。”在小月看来，单位里游手好闲的“老资格”不少，“早上不来或者迟到，到了之后做不了多少事情。群众找人也不在，四处溜达、提前下班……”还有公务员抱怨，从上班起，自己就天天在办公室打水、扫地、接电话、通知会议……“每到有工作，年纪大的就说你们年轻多干点。他们早退、请假，什么都不管。但到年底评先进，他们都名列其中，你说这样公平吗?”

　　正读着在职研究生的基层公务员林丽期待，公务员可以像企业一样，真正对工作绩效进行考核。“即便有些行政性事务不好分出优劣，也起码能分出忙与闲，让人累也能累出点价值。”

　　据《北京晚报》报道

　　他山之石

　　国外公务员工资如何算?

　　■美国

　　实行的是以岗位为中心的评价方法，分别对政府和企业的岗位打分。企业的工资可由市场决定，政府可参照同类岗位定工资，总体上控制在中等水平。

　　■日本

　　工资体系是以人为中心，不太讲究职位，更强调资历、学历。

　　■新加坡

　　从公务员中找两个标杆跟企业对应，内部再做划分。新任副部长为1.0，部长可能是1.4，副总理是1.6或1.8，总理是2。

　　综合消息

　　回归公务员价值本位

　　职务是指公务员所具有的头衔称谓，主要体现工作能力和职责大小;职级是指一定职务层次所对应的级别，主要体现工作年限和资历经验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公务员管理重职务而轻职级，一个普通公务员工作一辈子，收入也可能不如一个刚上班没几年的科级干部。特别是在县以下基层机关和单位，领导职位十分有限，能“当官”享受领导干部待遇的人比较少，大多数人注定了只能是普通公务员。

　　在县以下机关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，实行职务晋升和职级晋升“双轨制”，领导干部走职务系列，普通公务员走职级系列，前者的薪酬待遇主要与职务挂钩，后者的薪酬待遇主要与职级挂钩，一个公务员虽然没有“当官”，但可以凭工龄长、资历深、经验丰富、考核得分高等条件，获得与同等“级别”官员不相上下的薪酬待遇。比如在县里，一个勤勉工作三十年、各项考核成绩优秀的普通公务员，他拿的工资奖金可能比县委书记和县长更高，这样他虽然一直没有“当官”，但同样获得了体面的收入，职级也晋升到了一定的高度，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都认可他的成功，做到这一步，可以无悔矣。

　　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适合“当官”，也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适合“当大官”，让每个公务员都匹配在最适合他的职位和工作上，真正做到人尽其才、才尽其用，对公务员自身的成长成才，对公权机关向社会提供最优化的公共服务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逐步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的“双轨制”，必将有助打破根深蒂固的“官本位”机制,使公务员体系的分配标准和评价标准，回归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价值本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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